文献典籍是记录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文化绵延的最可靠证据。王朝的覆灭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，而文化若因图册的消失而沦亡，才令人惋惜

  ■寿婷尔  

  柔和的灯光下，玻璃柜中陈设着一张展开的卷轴，书写着墨字的纸质已经微微发黄，但依稀可以窥见那历经岁月沧桑的印迹。这是一件写于武则天武周长寿二年的《太玄真一本际经》，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，这件武则天为祈福所造的道经写本，在文献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当年，武则天登基称帝，不但改“唐”国号为“周”，为了显示自己在文化上的高明伟大，她还亲自造了19个字，最有名的是她自己的名字“曌”。这种新字在官方仅使用了15年，却在民间得到了较广的流传。写于当时的文献，无疑成了历史的见证者。

  6月14日至7月3日，“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在国家图书馆新馆正式向读者展出。《太玄真一本际经》正是此次特展向世人展出的珍贵古籍之一。自去年国务院颁布首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之后，2008年6月到7月，国家图书馆就承办了面向广大读者的第一次“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，今年的第二次特展，正是在上一次展览成功举办的基础上，根据第二批《名录》所精心挑选的珍品，再次为渴望亲眼目睹古籍风采的读者，提供了一饱眼福的大好机会。

  文献典籍是记录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文化绵延的最可靠证据。早在春秋末年，孔子就曾为文献典籍的散佚损毁而感慨，“文献不足故也，足，则吾能徵征之”。藏书、护书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盛举。相传夏、商朝即将灭亡之时，掌管文献典籍的太史都曾携书出奔。在他们看来，王朝的覆灭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，而文化若因图册的消失而沦亡，才是自己的失职。

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对于文献典籍的保护倾注了大量心血。几十年来，古籍保护成果斐然，而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，第二次“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顺利向公众面世，更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。此次展出的珍贵古籍，包括先秦两汉简牍、写本时代文献、宋元善本、明清善本、明清稿抄本、佛教典籍、地方志、舆图、拓本与钤印本、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等，上至东晋，下迄晚清，琳琅璀璨的文献典籍荟萃一室，无声地向参观者讲述着历史中尘封的点滴。

  敦煌遗书是此次特展的重要部分。人们在了解敦煌文献当年惨遭西方文物贩子盗窃的历史之后，如今愈加重视敦煌文献的价值。本次参展的珍品中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均为南北朝时期抄写的鸠摩罗什译经本，首尾齐全，品相完好，书法也相当精良，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。鸠摩罗什堪称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之一，经他翻译的佛经，简洁晓畅而又义理深湛，广为流传，而此次所藏的这两件写本，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鸠摩罗什译经载体，实在不可多得。

  文人嗜书如命，著名的文人学者，许多也是藏书家。故此次特展中，专为明清文人和藏书家们的稿抄本辟出一片天地，如明代范钦、吴宽、徐渭、董其昌、傅山等人的诗文稿，清代黄宗羲、戴震、翁方纲、王士禛、陈澧、刘宝楠、孙诒让、张惠言、陈奂、孙星衍、王筠等学术名家的稿本，为后世提供了可资观览与研究的“第一手材料”。还有绘制精彩的古琴名著《太古遗音》、本草图谱《履巉岩本草》、清初画家箫云从的《山海经全图》。摹写逼真的影宋影元抄本号称下宋元版一等，非常珍贵难得。今天的众多参观者能够大饱眼福，正是圆了昔日古人求之而不可得的美梦。

  在此次特展中，地方志和少数民族文献亦是展出的重点。此次参展的地方志古籍约有17种，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选送的藏本《西藏志》，成书于乾隆时期，乃是西藏地区最早的综合志书。少数民族文献是古籍保护的特殊品种，少数民族因其特有的习俗和生活方式、文字和记载形式，都与汉族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别，对于少数民族文献典籍的抢救和保护，更是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整理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写于元代的藏文文献《山法了义海》，乃是用珊瑚粉脂书写而成，极为罕见。佛教以珊瑚为“七宝”之一，以珊瑚书写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，足见信徒虔诚之志。展品中还有满文、蒙古文、东巴文、傣文、彝文、水文等平日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，毛南族民歌和彝文《阿诗玛》记录了爱情的旋律，而布依文的第一次展出，也令参观者反复观赏，流连忘返。